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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介生反思中国古代三次移民潮

汉族是怎样从中原地区扩散至全国，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这背后除了技术普及带来的耕种范围增加外，还有由饥荒、战争、朝廷强制动员所带来的民族大迁徙。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安介生教授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称，在经历了“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南渡”之后，中国南方与北方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彻底的逆转，继而带动了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南宋起，南方在经济、文化上便已全面超越北方。　　不过，在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受当时户籍制度的限制，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大规模外出打工甚至定居的情况基本不存在。如果自然条件恶劣，在当时的税收制度下，容易滋生大量的“流民”，其发酵成为“流寇”之后，甚至可能威胁到王朝的生存。　　古代人口迁徙的动因　　东方早报：早期中国哪些地区人口比较多？　　安介生：古代中国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讲究劳动力密集。就人口分布而言，人口多的地方，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对于现在我们所谓的“人满为患”，中国古代在宋朝之前，主要是“土满”问题，即地广人稀。比如汉代，在中国如此广大的面积，记载中承载的人口数量只有2000多万。中国行政区划发展的规律也是与人口有关，基本上中国每个县建县的过程都是人口聚集的过程。一个地方开发得不错了，人口也达到一定数量才开始建县，朝廷才会派行政长官去。　　中国古代所谓“国”是很多的，古文献中的“中国”，就是指位置居中的国家。先秦时期的“中国”，从自然形态而言，就是“三河”地区，即河南、河内、河东。该地区对应今天的黄河中段地区，即山西、河北、河南数省交界及边缘地带。　　“三河”地区在先秦的时候算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了。不过当时，农业开发手段太原始，没有像现在精耕细作的技术，耕种的土地亩产量相当低，而这种情况在古代也是比较普遍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区，一般都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　　东方早报：为何南方地区在当时人口相对较少？　　安介生：对于中国古代人口的早期分布，不少研究者都倾向于“黄土说”。因为春秋战国之前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口最早聚集的地区，就是后来所谓的“黄土层”地带。原因是铁器还没普及，黄土容易耕作。而江南则黏合土比较多，沼泽地密布，等到了战国时期铁器普及后才有可能大面积开发。在此之前，中原人不愿去，也不敢去，在没有铁器的原始条件下，用木铲子是挖不了黏合土的。　　在江南发展之前，关中平原被认为是秦汉时代最好的农业地区之一，人口也最多。但是，究其实，所谓的“八百里秦川”，农业产量还是很低的，即土地承载力有限，要养活那么多人口还是很难的。所以才有政治中心的逐渐东迁，从西汉的长安城，到后来就移到了洛阳。　　民族问题，也是引发人口迁徙的重要原因之一。早期比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两晋之交的“永嘉南渡”。就当时南方的发展而言，三国时期吴国建立以后，江南也逐渐变得繁荣起来，吸引北方移民的条件才慢慢具备了。(编注：“永嘉南渡”始于西晋末年，被视作中国古代出现的第一次人口南迁高潮，一般认为南迁时间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其间，中原战乱，周边部族内徙，酿成永嘉之乱，东晋建都江东建康(今南京)，北方士族豪门纷纷南迁，进入长江以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衣冠”，代表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迁。)　　东方早报：中国古代人口迁徙主要可分为哪几类？　　安介生：中国古代的人口迁徙相当复杂，分类标准不同，人口迁徙的类型也就不一样。如根据移民意愿而言，就有自发自愿型移民，也有强制性移民。而根据移民结果而言，又可分两大类，一种是生存型移民，一种是发展型移民。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相当严密，自愿自发性的移民受到限制，因此，我们看到大规模的、朝廷主导的移民，往往都是强制性移民。另外，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那些避难性的移民，都属于生存型的移民，并没有明确的求发展的目的。只是到了近代，关禁制度进一步放开，“走西口”、“闯关东”的人们便普遍有了改善生活条件的目的了。生存型移民向发展型移民转变的事例，也是很普遍的。　　东方早报：南方汉族的逐渐增加，给当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安介生：随着汉族迁徙浪潮而来的，是南方各地民族结构的改变。在三国时期有“山越出山”，即原来在山岭上居住的越族百姓，从山上跑下来，与前来耕种的农民发生了冲突。后来，吴国军队用武力把他们驱逐下山，并强制入伍，这样一来，江南的生产生活环境就慢慢平稳下来了。　　汉族的到来，还改变了当地的景观，甚至是地貌特征。南方当时多沼泽，“三江五湖”，水道复杂。要发展农业，便有一个兴修水利的过程。沼泽排空，良田出现，这个地方农业生产才可能蒸蒸日上，人口聚集，经济也会发达起来。　　以浙江为例子，水稻农业的发展，主要靠人口。人来了，农业产量自然就有较大的提高。汉族迁移到哪儿，还会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哪儿。这带动了整个南方地区的农业技术的成熟。所以，往往被认为政治上的“分裂”时期，反而往往是南方农业相当发达的时期。比如说南宋的杭州一带。　　现在学术界都承认，南宋时期，才是南方地区的农业、经济、人口等各方面指标真正胜过北方的转折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名门望族，大多集中在了江南地区。　　“田地陷阱”致农民流亡 　　东方早报：江南的繁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安介生：隋唐五代其实是个过渡时期，到宋元以后才正儿八经是江南地区繁华时期。繁华的背后，是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即两宋之际的“靖康南渡”，大量的人口直接进入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把这里经济、文化带动起来了。这一时期江南的繁盛与人口密集直接相关。(编注：“靖康南渡”发生于宋朝年间，又称“靖康之耻”，金兵掳走北宋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迁，建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　　而到明清时期，简单来说，中国就开始进入“人满为患”的阶段了。并不是说土地没有了，而是大片的土地，但这在当时的赋税制度下，无法承载相应的人口。当时是经济越糟糕、土地越多的地区，“人满”的情况越严重。广大的北方地区，比如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在农业上已没有多大潜力，缺水严重，这对人口状况的直接影响特别巨大。对于上述地区来说，一场自然灾害，就会对人口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自然灾害的频发，直接决定了当地人口的上限。上述地区，即使每个人都有耕种土地的机会，但在灾荒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是面临绝收。在封建赋税制度里面，当绝收发生时，官府一般是不会免掉赋税的。免掉一部分赋税就属于“仁政”了。　　对于上述地区的“人满”问题，我更多地将其归纳为“田地陷阱”问题，就是说，并不是拥有土地，人们就愿意耕种，更多的是有了土地，农民不敢耕种，往往外逃。这就是所谓 “灾荒型移民”问题。农民逃亡，便是一个离村弃地的过程。　　东方早报：“田地陷阱”问题所造成的北方农民逃亡式的迁徙，其背后的体制问题是什么？　　安介生：这与中国的税收制度变化有关。在唐朝以前，中国实行的主要是人头税，而明清之后税收被归入到土地中，“摊丁入亩”。我研究中国灾荒史，明白这一税收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巨大的体制性漏洞。土地的收成，受灾害的影响太厉害了。也就是所谓“靠天吃饭”。为什么弃地，因为种地了，就必须交税。绝收了，也必须纳税，免税只能是皇帝开恩，因为赋税是国家的基础。之前一些经济学者所热烈讨论的“白银资本”、“关中无地主”等等的问题，与土地灾害问题相比，并不是非常关键或重要的。通常的误解是，有了土地，农民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了。但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流民”？不是没有土地，是不敢承种土地。历史上北方总体上属于地广人稀，但是依旧流民不断。　　“流民”太多明王朝覆灭　　东方早报：那么这部分“流民”在迁徙时，以什么为生？　　安介生：流民主要靠乞讨为生。有些地方甚至有要饭的传统(比如“趁食”)。春荒，青黄不接，村民就成群结队出来了，去较为富庶的城镇去要饭。通常“大灾荒”之后，必定有大规模灾荒性移民。巨大灾荒发生后，就连当地的城镇地区也都承担不了，于是大量的流民涌向外省。　　我研究明代历史，认为不能简单说李自成把明朝灭亡了，他被称为“流寇”，而“流寇”的基础就是“流民”。由于明王朝无法把西北地区粮食土地问题解决好，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生存问题，最后“流民”太多，政府控制不了，便落得了亡国的下场。　　对于“流民”问题，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很少关注。一群“要饭的”，他们不当回事儿。后来变成了“流寇”了，开始杀人放火了，才去关注。“流民”问题，是长期的积累。邓拓等学者都说过，中国农民是赤贫化的，农业社会本身就十分脆弱，人口多，无积蓄，抗灾能力等于零。一旦粮食没有了，你还问他催租，他只能逃跑。　　而农业人口一旦成为“流民”后，复业、重新耕种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回来以后，当地的官吏要问他算总账。欠了几年的赋税，还得填上啊。　　过去常说中国的农业赋税收太高，“苛捐杂税”，这也得一分为二地看待。比如“十一税”，黄仁宇先生做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按照十六世纪的世界平均水平来讲，这是不高的。赋税水平再低，养活这么大的国家，其军队与社会管理体系的运转都会成为大问题。我提出“田地陷阱”的说法就是想强调，当时税收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没把灾害因素计算在内。土地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因此必须灵活调整。可是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的三次大迁徙 　　东方早报：能否简述一下中国历史上有哪几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　　安介生：通常我们说中国古代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第一次是两晋之交的“永嘉南渡”，第二次是唐朝“安史之乱”所引发的人口南迁，第三次是两宋之际的“靖康南渡”。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远远不止这三次。明清以后的人口迁徙十分频繁，如“洪洞大槐树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及后来的“走西口”、“闯关东”等等，都是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人口迁徙。　　东方早报：中国古代人口迁徙的大方向是不是基本都是从北往南迁移？　　安介生：这已经基本上取得共识了。在古代，最为脆弱的要算是牧业。为什么牧业民族常常向农业民族进攻？不是客观的物质需求，就是灾难所迫。因为一场大雪，往往就能让一个部族遭受灭顶之灾。几尺厚的大雪，可以让所有的马、羊死去。牧民要活命，只能往南逃或南迁。当时游牧民族生活条件也非常原始，基本处于赤贫阶段，没有自己的织造业，于是抢劫汉人的时候连衣服都会抢去。　　中国北方的农业流民其实也是慢慢地往南流动。山西、陕西、河北的流民，一开始是往河南一带流动。但是，河南地区也会受灾，于是就再往荆襄地区流动。这就是历史上“荆襄流民”的起源。为什么最后集中在这个地方？因为当地山林茂密，藏得下人。几百里森林，军队很难进去，于是容易成为官方管理的“盲区”。最终，几十万、上百万流民在此聚集，闹起事儿来。　　东方早报：那么这种人口的迁移是否有带动南方经济的发展？　　安介生：“流民”之中，除了闹事儿的，当然也有老实本分的，这就形成了一般性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到来，当然会对南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客家人，大多就是从北方迁徙南下的，一些大家族最后大多定居在福建及广东北部这一带。这些家族很难说早期没有逃难过程，也就是为了生存。我研究过山西移民史，移民们常常提到他们的家乡是“大槐树”，但是，我估计大多数移民都是逃荒逃出去的，没有多少是自愿或主动迁移的。　　户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动东方早报：古代的户籍制度是怎么样的？　　安介生：中国古代实行人户“以籍为定”的户籍管理制度，这样国家管理起来十分方便。户籍登记将家庭人口、土地及相关情况登记在册，即“入籍”。国家要征兵、征税，得有对象，对象的基本情况要有个数。有了户籍，有了保甲制度后，就不会让居民随便离开。有人离开，保长、甲长就倒霉了，他得承担连坐的职责。也有特殊情况，比如整个区域受灾了，也不能看着居民白白死去，于是朝廷会临时放关。　　正常年月里，如果居民要离开居住地，还要申请通行证件，不然关卡过不了。这就可以解释流民为什么要往山里走，是因为那里没有关卡，有可乘之机。但总体来讲，古代中国对于百姓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东方早报：这部分“流民”到达江南地区后，能不能像自由劳动力那样正常地种地？　　安介生：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宋代的时候，有“主户”、“客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不愿意将这种分类和“移民”直接联系起来。当时有土地所有权问题，他虽然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年了，但没有土地，仍叫“客户”，主户是有土地的，会拥有大量收成，也有赋税承担的。外来的人怎么进入，如何获得户籍，如何开始耕种土地，这是比较复杂的，但是肯定有这样一个过程。但在社会出现变乱的时候，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变动。为什么“靖康南渡”、“永嘉南渡”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症结就在于此。在传统保甲制度、关卡制度之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正常的政治秩序被破坏殆尽，甚至连皇帝都被掳走了，才能形成洪水爆发似的人口大变动。　　东方早报：由乱到治的时候怎么进行人口再统计？　　安介生：治的过程，就是重新建立制度的过程，保甲制度重新建立起来，才会有户籍管理。国家是要有威权的，只有各个地方统计好，一层层上报，朝廷才能知道全国总数。　　安置移民引发“土客之争” 东方早报：改朝换代，是把人送到原地去还是留在迁入地？　　安介生：这也是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我研究荆襄流民的时候，就发现明代安置流民的工作有过很多次。按照原来制度，各地不能接受外来流民，最后还由皇帝直接下令入籍。　　很多流民为什么闹事，就是因为受到了驱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流民会被杀。要知道，让几十万人往回走是不可能的。而在改朝换代之后，一般是都是进入当地户籍，就地落户。新王朝有万事从新的心态，地方官想赶紧把当地户口数报上去，就可以马上收税了，人口数量比较多，又很稳定，就可以收到上面的奖赏。　　东方早报：当地入籍会不会造成土地不足的问题？　　安介生：容易接受外来流民的地方，往往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如安置荆襄流民的办法就是在当地建立郧阳府。荆襄地广人稀，接受起来问题不大，还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这种安置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而在荆襄以外的地方，情况就复杂了。在清代的时候，外来移民安置相当不易，“土客”之争是非常惨烈的。外来客民来了以后，大多在偏僻的山地住着，没有办法靠近县城或城镇区域，因为到城镇附近的话，就要发生直接冲突了，历史上“土客之争”造成的流血事件并不罕见。而在明代之前，土地缺乏的矛盾似乎并没有那么突出。　　传统赋税制度的集权弊端　　东方早报：由“土满”转为“人满”的过程中，明代是怎样的情况？　　安介生：如果在宋代讲“人满”这个问题，显得有点早，因为大部分地区的开发似乎还没有完成，只是部分地区出现较为拥挤的情况。而到明代就比较明显了，南方地区已进入全面开发阶段，未开发荒地已经不多。而相对于北方很多地区而言，人口相对太多了，是相对于贫瘠的土地承载力而言。　　东方早报：结构和制度又使其雪上加霜？　　安介生：对，比如传统的赋税制度根本无法缓和人地矛盾。针对灾害问题，赋税制度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微调”，减税和减赋，都是由皇帝直接下令，其他人没有这个权限，这就太有限了，而没有一个制度性的更张。如果皇帝不开恩，农民的结局就非常悲惨。现实非常残酷，实际情况往往是，就是皇帝开恩了，地方官还会逼迫百姓多纳税的。向朝廷申报灾情，以及朝廷派人勘灾，都会费时费力。免税的诏书到了，恐怕受灾的百姓也跑光了。　　东方早报：古代在统治制度管理方面是非常粗放的，跟技术条件太差有没有关系？　　安介生：中国古代的管理大体上是非常粗放的，当然与技术落后有关，也与当时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状况有关。中国社会能够熬过这么多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它在不断地调整。到明清时代，专制制度也走到尽头了，整个制度有问题，高度依靠皇帝与大臣。高度集权的同时，是大部分的人可以不负责任，或是逃避责任。而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人们的积极参与，如何管理得好？　　从汉到明人口增速很低　　东方早报：为什么中国在没有很好的自然条件下还养育出这么多人口？　　安介生：这与经济关系不大，主要是社会思想问题。西欧强调独立与个人权益，而中国讲究“孝”，讲究家族与群体。合群的思想，看重家族的思想，依附皇帝的思想，构成了社会的思想价值体系。整个社会，重视尊卑秩序，强调安土重迁的思想是非常牢固的。这些思想对于社会稳定与人口增长都是有好处的。　　东方早报：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过鼓励生育？　　安介生：我以为谈不上鼓励，更多是文化使然。如果说鼓励生育，那么为什么又有“杀女婴”的现象。古代讲不孝有三，以“无后”为大，主要指男性继承人，后代众多，是家族兴旺的标志。在这个道德体系下，自然就会不断刺激繁衍。　　此外，从农业角度看，在水稻为主的精耕细作体系中，需要大量劳动力，而男孩子就是劳动力的后备军，自然是希望多生男孩子。现在不少农村里，老观念还是很强的，可以说保持了古代的传统。　　说到现在中国人口是否过多。我觉得简单说中国现在人口太多，未必准确。我们的人口密度比日本还差不少呢。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那么农村的人口是不是减少了呢？这种移民，会直接削弱农村的发展，并造成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家庭等诸多问题。现在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削弱或打击农业基础的情况下，将廉价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这是中国将来最大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农民离开土地，往往把农业及农村荒废了，进入城市又得到相对低廉的工资，富裕不起来，这些人年老了，谁来养他们？　　东方早报：为什么说中国人口增长还是相对较慢的？　　安介生：中国地域广大，我们不能光盯着几个人口密集的都市。有的地方自古以来人口一直很少，通俗点说，就是它不养人。自然灾害、劳动力水平，赋税制度等各种原因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口水平。　　《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说的有些东西是不对的，但是马尔萨斯说的情况，和中国的人口发展历史的特征还是相当吻合的。在中国简单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它的粮食产量不可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所以，中国曾被称为“饥荒之国”，听起来比较残酷，但事实上确是如此，如果不搞工业化，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口。　　中国人口过亿的时候，是到清朝以后，已经是17世纪、18世纪了，而汉朝人口突破2000万的时候，是在公元零年左右，中间起码有1000多年的历史，1000多年的人口增长，按人口增长率来算算，是十分低的了。按照每年千分之七的人口增长率，一般来说是100年左右肯定会翻一倍的。　　东方早报：那清代为什么人口增长过程跟以前相比会明显快起来？　　安介生：这就是学术界为何肯定清代在历史上的地位的原因。往前推，明代、宋代、唐代都是在不断打仗的，但是清代到1840年以前，基本只有内战，而且最后都被很快平定了。此外，实现了长城南北的统一，这是前代无法想象的。增长一直比较稳定，至少农牧民族之间没有再打仗，彻底解决了历史上牧业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冲撞。而这在明代是冲撞最厉害的时候，游牧民族入侵，边境人口逃亡，内地赋税加重，再加上“田地陷阱”问题，最厉害的时候也是明代，于是江河日下。所以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很了不起的，人口能从数千万跃升到三四亿，非常不易。有些学者归之为外来农作物的引进，当然不无道理，但政治稳定的因素不能不谈。众所周知，清朝后来遭遇外来势力侵略，又有内乱，又经过几次赔款，财政状况极度恶化，王朝也最终崩溃。　　古代城市是政治统治需要东方早报：古代城市化进程是怎样的？　　安介生：中国古代史是政治主导的历史，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大问题就是城市化没有搞起来。你看，所以中国古代很多城市都是把政治统治的功能摆在第一位的，现在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的就是江南市镇，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市镇为人们交易提供了场所。但总体而言，我看，绝大部分中国古代城市是政治统治需要。　　东方早报：为何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如此困难？　　安介生：有些书讨论“白银资本”，说以前的某个时期中国是很富裕的云云。讨论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那些财富，是靠收赋税，把钱全积攒在皇宫及首都，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中国普通百姓是赤贫化的，所有钱全交上去了，无法积累，自我修复的一切能力也都没有了。　　长期以来，中国生产力水平都很低下，为什么低下？就是没有把获取财富的自主权交给老百姓，他有什么积极性？就比如说，现在种一百亩水稻，是因为免除了农业税，另外还有种粮补贴。农民愿意承担，也可以投资，建个水车或购买农业机械。江南以前为什么搞得比较好，就是这些方面比较好，一些乡绅财力比较强大，在交过赋税之后，还有些余钱，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些水利设施。其实江南农业生产条件是很差的，地势比较低，水又多，特别容易泛滥，需要不停地挖沟渠，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三年一大挑，每年一小挑，“挑河”，疏浚河道，同时保证交通畅通。因此，当地的精耕细作的水平在全国也是最高的。　　东方早报：江南与北方是怎么拉开差距的？　　安介生：从税负上看，江南是重负，照理说不适合于积累的。但是，北方长期跟游牧民族打仗，农业凋敝情况严重，很难恢复过来。我们的文明起源于黄河地区，河南地区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为什么现在在全国还是相对落后的呢？一场自然灾害就会把一个地区破坏得面目全非，而中国历史上战乱与灾荒又不断地循环再循环，一个地区如何能持续发展呢，更不能奢谈富裕了。就拿上个世纪来讲，民国前期，军阀混战，盗匪横行，再加上后来的抗日战争。本来已经是很穷困的国家，打仗还打得那么凶。战乱、灾荒集中的地区就相当悲惨了，河南就很典型。说“一穷二白”，是一点也不夸张的。相对而言，南方确实是比较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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